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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跟哪。”

    见两人都表了态，虞昆山总结道：“既然想跟，那就跟着吧，横竖亏待不了你们。”

    [3]

    十一月的伦敦。

    由于刚下过一场瓢泼大雨，淅沥的尾声还在阴霾天色下飘荡，湿冷便渗透了层层衣料直钻骨髓。

    虞昆山不禁打了个寒噤，把黑呢长大衣的领口捂得更紧一些。

    小孙一下船就很伶俐地打了伞，高高地给他撑着，家鹅似的伸长脖子，把脑袋也拱进伞下借光。

    王栓与李魏一人提着两口大皮箱，淋得头发一绺一绺地耷拉下来，顺着脸颊直淌水珠子。好在两人都是野生粗长惯了，没把这点冷雨放在眼里，打不打伞并无所谓。

    从客轮下来的人流挨挨挤挤地涌出码头，虞昆山掏出怀表看了看时间，转头问身后一个穿着西装的青年：“你叫的车怎么还不来？”

    青年叫唐容生，长相偏于斯文清俊，戴着副黑框眼镜。他是教会学校毕业的，又在英国留了两年学，装了一肚子全无用处的文学评论回国，找了几个工作都干不长，最后在远房亲戚的引荐下，给虞昆山做了陪同兼翻译。

    “应该……快到了吧。”唐容生磕磕巴巴地答道。英文他说得滑溜且地道，当个辩论赛选手都没问题，但一说起母语，便觉得舌头不够用，尤其是面对虞昆山的时候。

    这大约是第一次见面落下的后遗症——当时虞昆山正站在院子里，准备拿树梢上的麻雀练练手。唐容生在门口整理了一下领带衣角，想给这位看起来年轻文雅的老板留个好印象，一只汤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