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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：“查完了，你得过水痘。”

    颂然一没听见桌椅挪动声，二没听见走路声，只听到近处的纸页翻动声，自然觉得疑惑，就问：“我是哪一年得的？”

    那边失去耐心，直接发了火：“你这小孩怎么回事？说你得过就得过，我只查一次，爱信不信！”

    接着，电话被挂断了。

    颂然放下手机，望着漆黑一片的屏幕，嘲讽地摇头笑了笑——七年过去了，福利院还是老样子，一成不变，隔着电话也让人感到寒意。

    很早之前，颂然记忆中的福利院大门口就挂着一条褪色的横幅，写着诸如“属于孩子们共同的幸福大家庭”这样的标语。大人们总爱说，这儿就是你们的家，你们互为兄弟姐妹，老师是爸爸和mama，生活多么幸福。逢年过节，电视台和报社惯例过来采访，只要能引导孩子们面对镜头，说出一句“福利院是我的家”，任务就算圆满完成了。

    可每一个孩子都清楚，福利院不是真正的家。

    “家”这个概念太纤细，也太易碎，它像一件捧在珍珠绒上的玻璃雕塑，小小的撞击也会令它粉身碎骨。有时候，当孩子们快要相信了，一番怜悯过度、接近羞辱的言辞，一个明里关爱、暗中嫌弃的冷眼，或者像今天这样，生了病，请档案室的大叔帮忙搭一把手，他们就会立即清醒过来，意识到——这里不是家。

    无论墙壁贴了多少彩饰、桌上摆了多少花束，这里都不是家。

    颂然抬起头，透过十二层的落地窗，对面是成排成列无比相似的玻璃窗。他又转头去看阳台，一束迷离的阳光穿透云